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日，我们就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他表示，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的必答题，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不仅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吴晓明。 摄影/本刊记者 徐明睿
现代化道路取决于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基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你认为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是一道必答题？
吴晓明：是的，这是一道必答题。随着现代性的权力——一种无远弗届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现代化就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了。以往的历史都是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也有相互交往，但是这种交往是偶然的。然而，自从资本来到世间，自从它开拓出世界历史，就使得原先地域性的历史或者民族性的历史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再完全闭关自守了。所以《共产党宣言》讲，世界历史主要是依赖于世界市场，它使得资本走到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空阔的舞台，好像每一个民族在上面都能自由表演似的。不是这样的，它还是一种权力架构，是资本的权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共产党宣言》又讲到，资本来到世间，使得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它是一种支配和从属关系。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历史格局中，每一个民族都会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去。所以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就必然要汇入到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去。
自从资本主义开辟出世界市场，自从现代性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它就使得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逃避现代化。这是一道必答题，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这一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中国新闻周刊：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化有一个共同的路径或模式？
吴晓明：现代化确实有某种普遍的东西，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比如说，都要完成工业化的步骤，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都要进入到世界市场。但是从哲学上来讲，普遍的东西它只有通过特定的具体化才能真正实现。
一方面是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化，现代化任务才能真正展开和实现。有许多例证，即使是在欧洲乃至西欧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世界的展开也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一般来讲大规模的现代进程，总要通过一个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这种社会革命即使在欧洲国家是采取怎样的方式完成的？英国是以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的“光荣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法国就完全不一样，法国是通过愈益激进的革命进程，最后通过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方式来完成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虽然法国在当时尤为先进，但由于德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它根本不可能走法国的道路。欧洲是这样，其他地域就更不用说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亚世界、南亚世界，或者拉丁美洲、非洲的世界，他们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非常不同。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的进程来讲，确实是每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你不能避开它，但现代化进程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化才能真正实现。
另外，由于欧洲较早地开辟了现代性的道路，所以其他地区——我刚才讲的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农业的文明、东方的文明，就要向它学习。但在学习过程当中往往会有一个毛病，即停留在“学徒状态”中的毛病——学徒就看老师的，就听老师的。学徒以为可以完全按照老师讲的去做，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学徒还需要成熟起来，需要获得自我主张。
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学徒状态”既不可避免，又必须摆脱？
吴晓明：是的，中国的现代化也经历过一个“学徒状态”，然后在特定阶段上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哲学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和成果丰硕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学术上的真正成熟，总意味它着要在特定阶段上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这需要通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来实现。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从苏联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较早也是处在“学徒状态”。那个时候，有些人从苏联留学回来，他们被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性实践中，我们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才可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具体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很明确地讲，现代化的进程是普遍的，但是这一进程的实现必须跟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相结合，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被具体化。当时，俄国的革命家有的要学英国，有的要学法国，但马克思说，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根本不可能通过“英国式资本主义租佃”的方式来摆脱农村公社的困境。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黑格尔虽然对拿破仑评价很高，但他多次批评拿破仑一件事：这位军事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从某种角度上看，法国和西班牙差别很小，都属于欧洲南部，都属于广义的基督教世界。而拿破仑那么伟大的一个天才，居然没有办法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拿破仑尚且如此，我们的一些学者经常表现出罕见的天真，想要把美国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人，这件事情是怎么能够被想象出来的？
事实上，西方稍有头脑的历史学家，比如说费正清，他在写《伟大的中国革命》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说，当时杜威到中国来访问，胡适陪着他在中国各地讲学，讲得最多的是现代教育。费正清就此评论说：杜威在中国访问之后，于1921年7月11日从上海返回美国，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上海成立。当最先进的教育刚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转向了马克思和列宁。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的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尽管它作为主流思潮又苟延了15年”。所以他的结论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
中国的实践反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面举西欧的例子，不管是英国、法国或者西班牙、德国，他们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你说现代性有两个本质-根据：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吴晓明：现代性的过程是必须要被经历的，但如果以为必须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去经历，则是想得太过简单也太无头脑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身非常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
辩证法讲的就是从抽象到具体，抽象的普遍性要被具体化。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都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现代化是必须要被经历的，现代经济生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然有很多毛病，有许许多多可以被称为“异化”的现象，但是这个阶段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要被经历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如果不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不能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且会使许多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把大规模的社会性生产引入到世界历史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这个阶段是不能不经历的。
现在有不少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属于浪漫主义的批判。确实有许多问题是和现代性本质相关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要退回到某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回到不那么发展的状态中去，这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观念。
一方面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获得较高的生产力，获得生产的社会性，即必须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作为物质基础，更高的社会阶段就不可能真正达到。邓小平早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我们要通过现代化来奠定这一物质基础。如果只是幻想着开历史的倒车，那么原先社会中的那些陈腐的东西，就一定会死灰复燃。
中国新闻周刊：现代化道路要取决于特定民族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这似乎是一个简单道理。可为什么福山会说“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
吴晓明：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挫折。苏东解体，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普遍氛围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这次是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最终破产了。在这样的态势下，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世界历史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得到了最后的完成，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终结了，不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他说，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相信，世界历史还会进一步发展，还有可以期待的、更高的阶段，但是我们今天不再有人相信了。这本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之所以在出版后大受欢迎，只不过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普遍氛围罢了。
福山这部著作是完全非批判的和无头脑的。当时在理论上对他进行反驳的就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具有最关本质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中必然存在，即使是作为“幽灵般的存在”。这是理论上的反驳，但真正在实践上给出决定性反驳的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现实存在并且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如何被决定？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1840年之后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期间也有很多探索，最终带领我们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吴晓明：前面说过，现代化是各民族面临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但是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对中国来讲，1840年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涌入到中国，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实验。
为什么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呢？现代化在整体上不仅包括现代化建设，而且包括社会革命。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一般情况下一定要通过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没有这场社会革命，大规模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展开。但是社会革命采取什么形式，政治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同样取决于它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以应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正是这一定向，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最终托付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也是受制于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做的选择？
吴晓明：是的。中国尝试过各种改良，尝试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即使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如果不是最终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就不可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中国革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形成了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这场社会革命最终必须要由这样一个政党来领导，否则的话，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五四运动时期，尽管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同情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所以，五四运动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也为北伐战争和五卅运动做好了准备。蒋介石在得到特定阶级的支持后试图终止革命，但革命不可能这样被终止，依然有极其广大的革命势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当年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主观的想法，而是现实的判断——确实，革命的基础都在，就像一个柴堆一样，一个火星扔上去就会遍地燃烧，没有人能阻挡这样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中国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一定向使得中国革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同一个进程？
吴晓明：现代化的任务从1840年以来已经很明显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要通过怎样的一场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这在当时都还悬而未决，但是历史进程最后非常清晰地给出了它的答案。
一方面我们要现代化，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现代化又要通过相应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做准备，而这样的社会革命在中国最终要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客观历史的答案。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最高的法庭，马克思说世界历史是审判官。主观意图参与到历史进程中，现实的历史给出客观的结论。最后的结论证明一个客观的历史，它表明本质的东西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展开出来。
中国发展的“三重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正是从“世界历史”的维度，你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吴晓明：是的。自从资本来到世间，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了世界历史。一开始中国革命或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我们本民族的，但是，在发展进程中它开始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了。我认为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新的“历史方位”。
福山那个时候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结束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它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三重意义：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对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创造，为人类的整体进步、为世界的整体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自己来讲有意义了，它开始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是因为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承担起特定的历史任务；由于这种历史任务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对中华民族来讲有意义，而且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人类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具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道路要变成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说，中国的发展开始具有一种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更高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可不可以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回答的不仅是中国之问，而且是回答了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
吴晓明：今天中国的发展具有更高的普遍性，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已经能够看出来了。中国现在的发展一方面有一个现代标准去衡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过程已经显示出很多不能局限在现代性中来理解的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一种更高发展的可能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将之强加给谁，而是说它具有更高的普遍性。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国际关系方面，当年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但即使是中美关系奠基者之一的基辛格也无法真正理解新型大国关系。为什么没法理解？因为现代世界的逻辑不是这样的，现代世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实质就是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在弱肉强食的基本格局下保持均衡，不要跷跷板。基辛格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的崛起，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均势），日本的情形也是如此。现在中国要崛起了，虽然我们一再说过去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但没人听得懂。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是无法理解的。
当年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觉得太无法理解中国了。当时中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大的舰队和海军。中国人弄个舰队跑到外面访问了一些地方，送人家一点土特产，人家送一点土特产就回来了，他完全没法理解这件事情。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殖民扩张时期，利玛窦没法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所以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中国历史，终于弄明白说，中国的皇帝和他的臣民从来没有想到要到外面去占块土地，去霸占别人东西，中国人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现代世界的逻辑很清楚，它的基础就是丛林法则，你一旦崛起，整个世界都认为你要称霸了。现代世界的逻辑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超出了现代世界的逻辑，所以它会在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起作用，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历史的未来将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你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能提供什么启示？
吴晓明：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冲突始终有。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在现代框架中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有非常古老的形式，一个家族跟另一个家族械斗，一帮人跟另一帮人打群架。但在现代的框架中，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植根于现代性本身，而且变得极为危险。现在我们主要的担忧或者说主要的危机是文明冲突的现代形式。解决这一危机，我认为只有一个方案，那就是超越现代性本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要足够的宽容并且按其本质来说是和平主义的，这恰好是中国的传统一向就有的。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对于其他的思想、其他的学说、其他的宗教都能兼容并包。外来的佛教进入到中国以后完全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外来的，但在中国也被中国化了。我有一次在浙江看到一个叫圣堂的地方，供奉的都是哪些圣人呢？有财神爷、关老爷、观音、孔子、老子，就是说不同的信仰它能够兼容并包。福建泉州这个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万国宗教的博物馆，什么宗教在那里都有，在中国都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兼容并包。
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看来中国的文明不仅担负着拯救半个世界的任务。他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和平主义，如果没有真正的宽容，那么这个世界早晚得完蛋。摆脱现代世界的冲突，我认为只有通过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才是可能的，就像中国的伟大传统只有在这种新形态中才能真正复活和重建一样。而中国如果承担起这个世界历史任务的话，那么它不仅在文化传统当中，而且在基本制度当中，以及在文明最深刻的性格当中，都包含着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想，随着现代世界的冲突进入到特定阶段，也许就需要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来使毁灭的危险得到拯救。那个时候人们会认为，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并不是说别国都要变成中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今天的现代化，别国不可能变成英国或者美国一样；而是说，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作为一种更高的普遍性，将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包括“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理念都不局限于现代世界的原则，换句话说，它们是超越现代性本身的；但是它将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理。奏国际歌时我在想，最后那句没翻译过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中国式表达，我想，那一定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能说这种新形态已经完全出现了，但是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正在酝酿并且产生出来。
发于2022.11.7总第106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吴晓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记者：李鹏 徐明睿